大家连载丨李琭璐小康路上,因病致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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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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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琭璐，女，年12月生于北京，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3岁开始发表文章，作品散见于报刊。有报告文学《医患之间》《与死神争夺生命》《光荣与梦想》《我们来自八〇后》等，已发表报告文学、诗歌、人物专访、评论等各类作品70余万字，有报告文学作品收入年度选集。曾在本刊发表报告文学《一个中学生的学习札记》《落寞夕阳——中国农村留守老人现状采访记》《中国高考状元的悲喜人生》《如果青春可以重来——中国超常教育三十五年反思录》《中国失踪儿童家庭的忧与盼》。现为农民日报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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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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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文学

__这是一篇令人肝肠寸断的文字，病痛尤其是重症夺去了多少人的健康和生命权利？剥夺了多少家庭追求幸福奔向小康的梦想？随着中国扶贫攻坚和小康社会步伐的加快，因病致贫这头拦路虎越来越引起人们的 　　如果再给李彤一次机会，她说还会选择做医生，至于是否再当ICU病房的医生，她沉默没有回答。

　　医院重症监护室主任，做医生20年，她见过到最后关头没钱治病的、见过本可以长期生存的病人被迫拔管回家的，也见过家人因病人拖累太久无奈放弃的。年轻时，李彤总会陪着这些人一起哭，她常会趴在病人家属耳边大声说：“好好活着啊，日子还要过！”

　　“你说，他们怎么还能好好过？”她反问我。

　　这是一位复发性多发软骨炎的女病人，病人的病程已到末期，两天前又出现了呼吸窘迫。李彤发现，病人的气道变得异常狭窄，要想活下去，只能采取放支架的办法。可现在，连呼吸机都难以维持监控仪器上的数字了。李彤和同事轮换着“捏皮球”（简易球囊面罩通气），捏了一天一夜。

　　时近傍晚，爱人坐在病房外的长椅上，一边吃馒头和腐乳，一边用一只大搪瓷杯喝热水。

　　李彤照例来交代病情，她把病危通知书和催款单分别递到家属手上。

　　——没钱了，不治了。

　　——你们家属要不再凑凑？就几千块。

　　——亲戚、朋友都借遍了，人家能救急，但不能救穷。

　　——先带她把介入治疗做了，钱的事儿你们再想办法。

　　女病人使劲地回握了下李彤伸过来的手，水珠从氧气面罩的四周滚下，呼哧呼哧地，她喘着粗气，嗓子发出嘶鸣声，李彤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一切可能刚刚开始，也可能就要结束了。

　　女病人是晚上被推到放射科介入室的，爱人刚刚凑够块钱，这是一根导丝的“官价”。李彤很想救人，这从她的语速和动作就可分辨一二。通往介入室的路狭长而昏暗，人流多的地方，李彤用手护着床，喊着“让一让，让一让，着急手术的”。站在走廊的病人自动让开，目不转睛地盯着一位满头大汗的女医生。

　　她等来的却是坏消息。女病人刚到介入室，心跳骤停，三位医生还没来得及过床，就开始了抢救。一下、两下、三下，李彤喊来了隔壁医生帮忙做心外按压，7点半，天彻底黑了，几位大夫接力抢救了一个小时，无果。

　　李彤跪在床旁，拆除掉女病人身上的管子，并粘好胶布。她想起来扭头告诉家属，“你准备后事吧。”在场的每一个人，最开始都没听懂这句话，直到爱人一声凄厉的哭声，才让大家都明白。揣在兜里的钱像落寞的孩子，有几张探出了头，张望着。

　　这台一共需要两万多元的支架手术，终因经济原因延迟一周，女病人身体不耐受，失败了。“我眼睁睁地看着人没了，心里难受极了。”李彤扯下口罩，长吁一口气。

　　阴影远在李彤做实习医生时便开始了。那次，心脏外科接收了一位5岁的小病人，先天性心脏病，口唇、指甲、皮肤都是紫的。送来时家人希望保守治疗，毕竟，疾病在孩子刚出生时就确诊了，5年间一直对症治疗，没出过差错。这次因为反复呼吸道感染无法控制入院，医生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安全：要避开一切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一切医疗纠纷。

　　患有室间隔缺损的孩子，会造成左右心室间的异常分流，造成右室的血液过多，流入肺部，引起感染。手术是唯一治愈的办法，由于手术需要心脏停跳，医生要给病人注入心脏停跳液，之后，体外循环机就代替心脏开始工作，维持全身组织器官的血液供应。体外循环机包括血泵、氧合器、变温器、贮血室、滤过器等部分，机器正常运行后，主刀医生将拿出从病人胸上取下的自体切片，作为修补室间隔缺损的材料，为其修补心脏。修补室间隔缺损是这场手术的重中之重，需要助理医生与主刀医生密切配合进行修补，心脏修复完成后，即可停止体外循环机，使用除颤器对心脏放电终止心室颤动，让病人恢复正常心跳频率。最后，缝合伤口。

　　对于心脏外科医生来说，仅需要8个小时，就能还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心脏，术后，他既能跑，又能跳，甚至，可以用双手改变自己的命运。

　　一切都是在孩子小声嗫嚅声中结束的。

　　“妈妈，我不治了，没钱了。”小病人有跟母亲一样的齐刘海，眼睛忽闪忽闪的，像极了母亲。

　　身体极瘦，“懂事得让人心疼”。因为长期营养不良，孩子身上几乎没有肌肉，打针成了问题。开始，李彤不懂，一针下去，扎到了骨头上，孩子皱皱眉，“疼吗？”“阿姨，不疼。”后来，李彤学着护士的样子，先把肉皮捏起来，再打针，痛感会减轻许多。

　　妈妈呢？她只能一个人偷偷地哭。孩子未来会怎样，她根本不敢想，但她清楚地知道自己前面就快要没有路了。孩子爸爸在一旁抽起了闷烟，一言不发。

　　故事的结尾，孩子父亲要求医生办理出院手续。离开的时候，协商得不太顺利。双方各执己见，都有些尴尬。他说，尽力了，但还是没钱，还是回当地对症治疗吧。

　　李彤最终同意了，但孩子紫绀的唇色、被迫放弃后低垂的头、挥着手和她说“阿姨再见”的样子，多年来像一个巨大的咒语，令人绝望。

　　青年医生王寅千也有类似这样无助的时刻。刚毕业时，老师告诉他，生命可贵，珍惜敬畏，要善待每一位病人。

　　病人姓张，同病房的病友都喊他小张。因为太年轻，大家都没把他当成重病人。

　　“小张，帮我拿张纸巾。”

　　“小张，帮我把袋子扔了吧。”

　　“小张，你帮我看一眼这检查单的时间。”

　　每个人都有脆弱的一面。当癫痫突然袭来的时候，小张便不得不摘下面具，成为真实的病人。疾病始于年，当时他骑摩托车出了车祸，未等送医，他突然在担架上抽搐了起来，重新醒来后，被贴上了癫痫的标签。

　　小张听劝，选择来首都看病。脑核磁、脑电图、脑磁图、PET-CT，只有完成这一系列检查，弄清具体病灶位置，小张的病才有可能得到根治。检查整整做了7个工作日，医生很难在小张脑部找到明确的异常放电点，这意味着他还需要做另外的诊断性手术，在可疑部位埋电极。

　　电极有几厘米长，自带靶点，它可以穿过脑子定位到可疑病灶处，判断放电起始点。这之后，需要带着电极做脑电图监测。

　　“一根电极要五六千，一台手术平均要放10根左右，算上术后脑电监测的费用。至少准备15万块钱。”听完医生的话，小张给远在福建农村的老爸打电话，一阵闽南话后，他红着脸告诉大夫，“先回去凑凑钱，这次出来得急。”

　　回老家的火车要31小时25分钟，硬座元。上车前，小张给主治大夫发短信，“王大夫，等着我回来。”

　　像很多借钱的人一样，父亲老张在家里一刻不敢闲着。王婶的儿子进城做生意了、李伯的女儿在深圳有公司、刘阿姨家去年土地流转承包了果园……在一些特别的时候，这些旁人家里的故事被重新温习。

　　但在后来的借钱过程中，小张和老张遇到了不少困难。“一听是借钱看病，都直接挂电话，就怕我们还不起。”曾经还说笑的邻居，转眼像陌生人一样，嗑着瓜子站在田间地头，扭脸就跑了。

　　放下工作无法生存。小张说，虽然隐瞒了病史，但工作一忙一累，癫痫就会频繁发作。有那么两次，医院，是同事把自己送来的，这下瞒不住了。

　　“回家休息吧。”公司怕出意外，适时和他中止了合同。

　　经历了排挤和被辞退后，小张根本无法入睡，“即使是睡着了也会从梦中惊醒”。有时，他也会眼神涣散，“不知道在看什么”。

公里外的北京，王寅千拨通了小张的电话。

　　“钱凑得怎么样了？病好点儿吗？”

　　“发作了两次。钱还差点儿。”小张在电话这头答得干脆。

　　“我们现在有课题，如果进入课题组，可以赠送两根电极，能省一万块钱。”

　　在电话即将挂断的时候，两人作了约定：一周后北京见。

　　做医生7年，王寅千总在努力说服自己反思这个“钱的时代”，但是“有钱才能治病”这件事，还是在他身边继续着。

　　小张带着10万块钱到了北京。手术前一天，在签了5张术前知情同意书后，陪小张一起来北京的妻子“跑”了，电话、短信都联系不上。3天后，小张收到了她的短信：“离婚吧。”信息让人看了心跳，小张二话没说，拖着行李就和王寅千告了别：“王大夫我走了，先回去处理家事。”

　　病房的大夫都替他惋惜，好不容易凑够了钱，“我还会回来的！”这句话声音足够大，招来很多病友的回头——拉着行李的轱辘咕隆咕隆声碾过鼎沸的病房走廊。

　　明白了一切的王寅千并不说出来。每周，他固定地发短信询问小张病情：“发作更频繁了。”他不得不开始新一轮艰难的“劝说”。

　　例如，再不放入电极做进一步检查，病只会越来越重，影响生活和工作。你这么年轻，为什么不为自己争取一下？面对这些问题，小张用两个字概括：“没钱。”

　　为了让小张来北京尽快治疗，王寅千告诉他，钱的事大家一起想办法。

　　抱着救命的心态，小张第三次来到北京。

　　手术过程更像是一场竞赛——医生将9根电极分别放入小张脑部，其中，课题组赞助两根电极，接下来，这几根电极要发挥他们的作用，帮助医生判断小张癫痫放电的具体位置。

　　通过脑电监测，医生只有成功捕捉到3次以上发作，才能更好地判断，但准确率仍然只有90%，这意味着不是所有癫痫病人，放入电极就可以明确疾病位置。

　　一开始，小张并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现实。他在网页搜索“癫痫治疗”，查到的消息千篇一律：需要外科干预的癫痫大多是药物难以控制的，手术后也需要长期服药，定期复查，但也有不少反复发作的。小张属于准确率外的10%，监测期间，小张一共有过两次癫痫发作，但几位专家会诊后，发现这并不符合病史，放电起源也不明确，“如果能再增加6根电极，或许可以得到明确诊断。”一位专家说。

　　小张慌了，病房熄灯后，他总是睡不着，开始乱想，如果无法根治疾病，该怎么安排年迈的父母？

　　老张来自农村，瘦瘦小小，黑黑的，“看上去像是位老实人。”背着儿子，老张坐到了王寅千对面，认真地问他：“是不是再放几根电极，我儿子的病就能有结果，就能治好？”答案是否定的，成功率依然只有90%，王寅千给了这对父子一天时间考虑。

　　手术已经花了将近10万块，如果再放6根电极，又要七万块左右，同样的问题也有一定概率再次出现。如何让小张再次同意手术，了解这一手术的意义——这是王寅千那段时间工作中的重要内容。

　　再次手术堪比赌博，是赌博就意味着巨大的风险。这天早上，小张拿着做脑电监测的线，站在病房门口等着查房，“王大夫，安排我‘下机’（解除脑电监测）吧，最快什么时候拔电极？”

　　王寅千再也找不出理由拒绝小张。夜晚，他想起白天小张脸上的表情——失望、伤心、难过，似乎还有点哭笑不得，他问王寅千：“再做手术，万一不成功，我回去怎么和那些借钱的亲戚朋友交代？”

　　那晚，小张做了一个梦，梦里有着各式各样的奇幻情节：大部分时候，他能意识到自己身处梦境，但却怎么都走不出来。每当经历危险，他都会下意识地挣扎着让自己迅速醒过来，之后，下一秒就发现又回到了当时刚做完手术的那张病床上，心想，也许放上电极，病就会诊断清楚，很快痊愈了。

　　“他的潜意识里可能觉得那个时刻最有安全感，所以才会在梦里一次次重回那个起点，开始一轮又一轮的命运循环。”

“这就是我的命。”

　　电极拔出来后，小张只同意在病房观察一晚，他认为自己年轻，无须再花费过多的床位费，3天的床位费可以抵得上一张回家的火车票。

　　倒是老张，不太同意儿子的决定，“生病治病，当什么逃兵？”医院食堂打回来的面条，碰到王寅千，开了口：“你们这手术也太贵了。”

　　这让年轻的医生无法作答。实际上，如果做的是功能神经外科手术或神经调控手术，花费将会翻3倍，“手术中需要用高值的耗材和仪器，一个调控器放上去，就要十几万，进口的更贵，要30万，全部手术做下来至少要40万。你说，穷人敢生病吗？”当然他也承认，这就是医学的不完美。

　　临走，王寅千告诉小张，尽管这次不成功，但等攒够钱，还是有机会可以手术。“人生最重要的不只是生命的长度，更宝贵的是生活质量。”

　　听到这句，小张努力用手按了按眼角，好像在避免再次流泪。

　　马秀才则是个相反的例子。照片记录了这些重要的时刻——他站在一处土坯房前，佝偻着身子，面前是位中年男性，两个人握着手，正在说些什么；阵雨袭来，大学的牌匾被雨水冲刷得闪闪发光，年轻人侧身伫立在门柱前，咧嘴笑着；人群中，一顶红帽子忽隐忽现，并看不清脸，相机捕捉到了身后的三个字：志愿者。

　　秀才的家在四川省凉山州越西县大瑞乡一个偏远的农村，两个姐姐从小没读过书，他身后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后来父母相继意外离世，这5个孩子成了乡亲们口中的“孤儿”。

　　没有父母的陪伴，孤独是不可避免的。秀才必须用努力学习的方式来驱散这种单调。学生时代，他获得了不少证书和奖状，是老师眼中有“前途”的好学生，一个转折点是，他的双肩开始高低不平，身体向前屈伸时背部不对称。渐渐地，秀才的下肢肌肉不断萎缩，受剧烈疼痛折磨着。“两个叔叔都不识字，也没钱带我去看病。”父辈中有个叔叔看秀才可怜，瞒着家里医院看了门诊，“特别严重，是先天性脊柱侧弯，至少要交5万元才能手术。”秀才想，反正自己连检查的钱都没有，干脆就不做了，回家吧。

　　他记得，从医院回来的第二周，家里亲戚听说北京的专家来凉山州义诊，鼓动秀才去现场看看。“在那儿我遇到了刘叔叔，他说可以帮我重新直起腰。”没有人比脊柱侧弯患者更盼望挺直脊梁的意义。

　　刘叔叔名叫刘海鹰，医院脊柱外科，那次他带领十几人的专家团队去义诊。

　　“走，去你家里看看。”

　　这是一个土坯结构的瓦房，灰秃秃的，墙体有多处裂缝，夏天房顶漏水严重。远远地，家里养的那条黄狗便吠了起来。秀才说，狗是家里的门铃，听见狗叫，屋里的孩子们就会涌出来。

　　床是木板搭的，被子是由堆在床上的棉絮凑的，吃饭的锅碗就搁在屋里地上一角，“怎么做饭？”秀才指指墙边摞着的柴火。堂屋的窗户更是小得可怜，透进屋的阳光只剩一小束。

　　墙上，端端正正地贴着几张奖状，即使比常人更理解苦难的意义，当刘海鹰面对这些时，也会产生一种混合着复杂情绪和怜惜的情感。离开秀才家，刘海鹰悄悄地掏出块钱，塞给他：“拿着，这是给你来北京坐火车的钱，腰不好，一定坐卧铺。”

　　秀才知道元的“重量”：父亲因意外去世，矿上抚恤金也才元，一份善款等于父亲一条命。

　　“遇到刘叔叔之前的事不想回忆了，这之后都是美好的。”这是说起刘海鹰，秀才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几乎刘海鹰身边的人都知道这个故事——秀才进京后，他先医院的专家会诊，接着免费为秀才做了脊柱脊髓发育畸形手术，再之后两人成了忘年交，这些年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

　　秀才不是一个话多的人，只有“当年的事”，可以让他断断续续地述说。

　　“你知道什么是家徒四壁吧？那就是我家。”

　　“那年住院，我经常看到下午或者晚上，刘叔叔他们才下手术台，来不及擦汗来看我。有一次看他累得靠在病房门口，把口罩摘下来跟我说话，这个画面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我小时候受病痛折磨，身边的人没有知识文化，大家都放弃我了。我对身边的人和事谈不上喜欢和热爱，经历了这件事后，我变得热爱生活。变得特别容易感动，看到小草、树木都觉得很美。之前觉得他们是弱者，现在不这么想。”

　　“出院之前，刘叔叔跟我强调，我的整个脊柱都是钢板固定的，不能干农活，要好好读书，将来考大学，找个轻松的工作。”

　　“高二时，我告诉刘叔叔我今后想当医生，可以帮助贫困患者，但他身边的每个人都劝我不要学医，以我的身体条件，无法承受医生高强度工作。”

　　那是年，秀才大学毕业，考上当地公务员，在甘洛做扶贫工作。甘洛县在四川盆地南缘向云贵高原过渡的地带，全为山地，岭高谷深，河谷地带间有台地斜坝与河边小坝，西部有较大的高山间狭长斜坝，受特殊的自然环境影响，这里无法发展产业。“耕地是一小块一小块的，一家人种出来的只够自家吃。只能种玉米和高粱。”这里很偏，秀才却洞悉无遗：二坪村是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彝族山寨。上山的路是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小平台，东面是陡峭的高山，南北西三面都是悬崖绝壁，深深的谷底中，是大渡河咆哮翻滚的浊浪。

　　“我们这里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年平均收入元，因病致贫现象比比皆是。”秀才走过这里每一个村子，发现贫困发生率在百分之十几，在极度贫困村，这个数字达到了30%。“不少生重病的人，根本走不出村子看病。”

年，民政部印发《关于推进深度贫困地区民政领域脱贫攻坚工作的意见》，加强农村低保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先脱贫再退出低保。加强农村低保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且无法依靠产业扶持和就业帮助脱贫的家庭纳入农村低保范围。对于低保家庭中的老年人、未成年人、重度残疾人和重病患者这些特殊困难群体，采取增发低保金等多种措施提高救助水平。在分配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时，继续坚持“重点向贫困程度深、保障任务重的地区倾斜”的基本原则，适当考虑深度贫困地区的特殊困难，尽可能向“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所在省份倾斜。

　　“三区三州”包括，西藏、四省藏区、南疆四地州和四川凉山州、云南怒江州、甘肃临夏州。“这些地区贫困发生率高，致贫原因复杂，各种困难交织叠加。”

　　在甘洛，外出看病的农民看病报销可以选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如果是国家建档立卡贫困户，且个人支出控制在5%以内，在县域内均可由医保报销，当然，如上政策不包括重大疾病。

　　刘海鹰也曾是个苦孩子。上初中时，他在建筑工地利用寒暑假打工，做得是最累的体力活儿，太阳毒辣得宛若鞭子，烤在他瘦削的后背上，不一会儿就湿透了。弯腰、起身、再弯腰、再起身，几百下的动作可以换来四毛八分钱，运气好碰到加班，一天就能收获两块钱。

　　一次，他被工地上的小推车轧过脚面，“啊”的一声，他坐到了地上，先是像小虫子爬过脚面的疼，接着持续钝痛。他不敢休息，反而起得更早了，失去求学的经济来源远比脚疼更痛苦。

　　大学时，冗长的医学知识需要一点点背诵，刘海鹰患上了严重失眠。他拼命想坚持学习，却无法抵挡身体的困倦和内心的焦虑。那时，电视里正转播中国女排在国际上参加比赛，他看了后热血沸腾，定下了每天坚持跑一万米的目标。常常，跑完宿舍已经关门了，只能从下水管道爬到洗手间再回宿舍。

　　累吗？他不觉得。“我的特点就是能吃苦。”读研究生时，双手因为过敏溃烂，又疼又痒。夏天，大夫们都穿着短袖白大衣，只有刘海鹰，用长袖将手指遮住，露出3根手指写病历。

　　手术时却无法避免。当时的术前消毒需要把手在酒精桶里浸泡5分钟，但刘海鹰手上全是溃疡面，谁会猜到，他为了学习老大夫手术的一招一式，就真的闭着眼睛把双手放进了酒精桶呢？

　　吃苦是暂时的。在之后的10年间，刘海鹰迎来了医生的黄金期。他带头成医院脊柱外科，“病人多极了，但不少是从农村来的，没钱手术。”一开始，刘海鹰自己掏腰包，三千、五千的给，有时私下就直接打到了病人手术费里，或者门诊时，钱包里有多少，就塞给患者多少，拮据的患者越来越多，刘海鹰有些吃力。

年，一家企业的老板患腰椎间盘突出，经刘海鹰手术后摆脱了腰腿疼的问题，感谢之余，送来“大红包”。

　　“建立个基金会吧，取之于患者，用之于患者，帮那些付不起医药费的病人提供部分医药费。”后来，病人、家属，连奥运体操冠军李宁也来捐款。可大家私下打探，当时要建立个基金会难度很大，手续烦琐，大家平时都很忙，这事就“搁浅”了。

　　刘海鹰细想想，这事儿还应该做。这支仅有几人的队伍有着惊人的能力：非公募基金会至少需要万元注册资金，刘海鹰的患者和家属们开始凑钱。一位特级教师的儿子拿来了50万，中科院的郑儒永老院士夫妇坐着公交车，捐出10万元稿费……年，基金会成立后没有专职的工作人员，都是兼职志愿者，李宁当形象代言人。“基金会10%的管理费我们很少用，要救助的人太多了，这钱要花在刀刃上。”

　　刘海鹰的爱人想让他把基金会的钱退回去，他不同意。这个情结很少被他提起：20世纪80年代初，他在河南安阳上高中，医院，他时常看到那医院外搭棚子。他想学医，为父母家人也为他人。大学毕业后，他先在河南林县当医生，山区没有电，点着蜡烛，靠酒精取暖，他考上了硕士研究生。除了学业，他的刻苦还包括在国外进修，每台脊柱手术都需在放射线透视下操作，一台手术超过几十次的透视。做完手术，他脚肿得穿不上皮鞋，只好买布鞋穿。每天回到宿舍后，他都会在心里稍稍抱怨这份工作“又苦又累”，然后在脑海里勾勒出当日手术图谱，满心期待着下一次手术。

4年前，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选中刘海鹰的医疗服务，团队每年去西部贫困地区为贫困患者做手术，培训当地医生，其中病情严重的病患者就带回北京。“13年前，我就是其中的一位。”秀才常笑谈自己是“幸运儿”，不然，他的后半生极有可能与床、轮椅、医院打上交道，人生轨迹也将由首都北京缩短至凉山州一个小村庄。更艰巨的任务在远方。刘海鹰和团队的足迹遍布青海、新疆、云南、宁夏、河南、河北、山西、贵州、黑龙江、内蒙古、四川、西藏等15个省份39个贫困县市，更多时候，刘海鹰在现场看到的，是严重扭曲的身体畸形、因疼痛而造成的无法直立行走，提示着患者正饱受病痛折磨。重度胸腰椎后凸畸形、内脏器官严重受挤压，一朵盛开的格桑花，正日渐枯萎——“一定要救！”助手记得，当日在义诊现场，刘海鹰分别跟3位病患家属说了这4个字。

　　“8年里，我们治愈了超过82位贫困脊柱疾病重症患者，为这些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家庭带来希望。他们从此开始不同的人生。”对刘海鹰来说，这份工作的迷人之处就在于此——他可以挽救于水火之中的贫困患者，让他们的大多数过上正常的生活。虽然大部分时候，他和团队只能默默披荆斩棘，危险且孤独，但只要穿上手术服，认真洗过手，站在病人身旁，世界瞬间变得清净，只剩下专注和自由。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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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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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是这样照进来的

李琭璐年是令人心潮澎湃的一年。我们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年也是多事之秋，突然袭来的疫情，对中国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中国抗疫斗争充分彰显了中国治理能力和综合国力。在应对过程中，也暴露出我国在公共卫生体系等方面仍然存在短板。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李斌表示，下一步，针对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建设工作，有几方面考虑，其中之一，就是健全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路上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人们为何因病致贫？医疗费用高，大病医保没有覆盖，人口老龄化加速，生活开支大……以前，上海交通大医院胸外科主任赵晓菁也这么认为，直到他开始为老区人民做癌症筛查，他对这个问题有了更深入的思考。胡先生到赵晓菁这里就诊时，医院拒绝的患者，前面的医生都败下阵来，赵晓菁是最后一道闸。这位素有上海胸外科“神刀”赞誉的专家，看过片子，果断地告诉他，这并不是简单的囊肿，肯定是实体瘤，术后证实了赵晓菁的判断，不少病患惊叹他的火眼金睛，称他是一台“行走的CT机”，任何蛛丝马迹都逃不脱他敏锐的双眼。赵晓菁常常思考，我国肺癌的发病率在逐年升高，如果早期肺癌患者得到早诊早治，只要花费5—10万元就能解决一辈子的难题，可是一旦到了晚期，即便花费50—60万元也只能维持1—2年的生命。年，一次偶然的诊治，赵晓菁结识了爱心人士丁言忠先生，也让他从此走上了健康扶贫的道路。两人共同成立了“慈菁”基金，致力于把偶发的、零星的帮助经济困难肺癌患者的举动，变成一个经常的、延续的、规范的、科学的帮扶机制。赵晓菁希望借助基金的力量和自己的技术，为广大贫困的肺癌患者改变命运。“慈菁”的第一站是山东临沂的沂蒙山区，在筛查时，赵晓菁从影像学诊断上发现了7例肺癌患者，除了一名是晚期肺癌患者以外，其余6名都是早期肺癌。由于信息闭塞、观念陈旧，这些病人觉得自己根本不可能是癌症病人，再加上沂蒙山区交通不便、医院和卫生管理部门没有专人负责对接，而他在上海的医疗任务也十分繁重，无法做到反复上门为病人做思想工作，最后这6位病人没有一人进行手术。刚开始，赵晓菁真的以为基金就会顺利推进，而自己，是那个最终目标的推动者。手术一台台做，“慈菁”所到之处开花结果。但这件事情对赵晓菁触动很大，医生在某种程度上不仅应该拥有足够好的技术，有时候还需要是心理医生，有时候又是侦探。赵晓菁说，“基金的本意是希望更多贫困患者受益，得到早期诊治，不要因病导致更贫。可那次达到了早诊的目标，但早治的使命一个也没有达成。健康扶贫怎样才能走得扎实、有效、可持续呢？”相互支持是弥足珍贵的。赵晓菁借助朋友，先后与云南的昆明、曲靖、楚雄，浙江象山等地的卫健委和4家医院签订了合作协议。云南省曲靖市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有些描述也许能说明。山太高，没有路，不少村子被迫建在斜坡上，因为地质灾害，这些土木结构的房子摇摇欲坠。取暖，依然要靠煤炭，“生炉子”的日子，除了花费多、污染环境外，还隐藏着巨大的健康隐患。有很多数据和坐标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座城市。它位于国家乌蒙山片区和石漠化片区交织的连片特困地区。年底，全市有5个贫困县、50个贫困乡、个贫困村、贫困人口79.91万人，贫困发生率高达14.76%，是云南省农村贫困面最广、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的州市之一，也是云南脱贫攻坚的主战场。7月初，赵晓菁带着团队再次来到这里。一天时间，为9位通过早筛查出的早期肺癌患者进行了胸腔镜手术。这几年，“慈菁”基金通过手术演示、专题讲座、查房会诊等多种方式，培训基层医生、护士余人次。年开始，医院的医医院进修提供绿色通道，赵晓菁认为，把“输血”转化成“造血”，才是解决贫困地区人口健康问题的根本。不亲眼所见贫困地区的境遇，很难理解赵晓菁这份额外工作对贫困人群的意义，也很难理解他所说的盼望卫生体系前移，“治未病”和早筛早诊早治的重要性，慈善基金成为弥补目前体系不足的有效举措等等。赵晓菁并不满足于此，他呼吁相关层面应花大力气强化基层医疗，医学知识教育和人文教育并重落到实处。在经济上吸引优秀年轻人进入医疗体系及基层医疗，不仅可以提高基层诊治能力，转诊制度的落实在某种程度上亦可实现推行。捐款最少一笔元，最多一笔万，从医24年，赵晓菁说第一要感谢的就是患者，因为他们，让自己认识到人世间的痛苦与爱。但因有爱、有善，有温情相伴，慈菁基金会一直走下去。未来，除了继续在云南曲靖等中国肺癌高发区做手术和义诊外，赵晓菁也有意深入东北三省传统重工业基地。在曲靖手术后当晚，赵晓菁照例探望刚刚术后的病人。傍晚时刻最美，窗外大树的树影将人轻柔地包裹起来。医院走廊里的病患家属，正用乡音打着电话和家里人报平安，露出热情洋溢的笑，自信又快乐。如果一定要解释，或许是来自外部的力量改变了生活，但正是这样一个个微小的关于互助、关于爱的细节，让人温暖且踏实。防止因病致贫，需要举全社会之力，需要每个人的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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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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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书画：画家赵小杰作品

赵小杰作品发表《天涯诗刊》

赵小杰作品发表《山西日报》

赵小杰，年生于秦皇岛，现居住北戴河。年师从孟祥顺老师门下学习国画，孟老师赠送堂号，年师从唐坚深造国画，现为河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秦皇岛市美术家协会理事，北戴河美术家协会秘书长。

作品曾多次参加国内、国际画展并获奖，作品入选年全国国画精品展（中国美协江西美协举办），并在印度等国展出，部分作品被国内外收藏家收藏。

赵小杰与冯大中老师和影

赵小杰与孟祥顺老师和影

赵小杰与唐坚老师和影

赵小杰与杨少华合影

赵小杰与宋老师和影

赵小杰与张秀华老师

赵小杰与谢呈祥老师合影

与秦学研老师合影

赵小杰和宋毓敏老师

赵小杰和孟祥顺老师合影赵小杰与肖伟在动物园现场写生

赵小杰和亨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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