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潮生命之种童孟侯

开场白：“不是杰出者才做梦而是善梦者才杰出”

当年，在那个报告文学兴盛的时代，我曾经被作家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和《生命之树常绿》打动，前一篇写陈景润，后一篇写蔡希陶。

蔡希陶是我国最伟大的植物学家之一，没有他在瑞丽的森林中发现两棵巴西三叶橡胶树，哪有后来遍布云南的中国橡胶林？没有他开始种植境外来的“大金元”烤烟种子，哪有后来闻名遐迩的“云烟”？年，他已经闯进云南原始森林，三年跋涉，风餐露宿，虫叮蛇咬，采集到一万多号植物标本和种子，却差点因为中了乌烟瘴气之毒丢掉性命。

年轻时的蔡希陶文笔相当好，鲁迅对他说：“我刚看了你的一篇小说，写得很有气派，虽然是个小伙子，你有关东大汉的气派。”如果蔡希陶写下去，成为一个著名作家是不成问题的。可是他被植物迷住了，和鲁迅走了一个逆向，鲁迅从植物学、医学“改行”变为一个文学家，而蔡希陶从一个出色的文学作者转变为一个植物学家，这样的擦肩而过是很有意思的。

那么，文学和植物学是不是有一种隐秘的丝线牵扯着呢？我一时想不清楚，也琢磨不透。但是我很清楚：没有植物，这世界就消亡了；没有文学，人的脑袋就“消亡”了。还有一点牵连是：不少青年正是看了徐迟的报告文学，报考了大学的数学系和生物学系。

我老在想：什么时候我也能采访一位神秘的植物学家？同时探索一下那根神秘的丝线？

机会来了，年，上海市政府决定在建设世博会的同时，建造一个配套工程——规模浩大的上海辰山植物园。年世博会开园前夕，我赶到辰山植物园采访了它们的科研中心。这时，已经有20多位植物学家汇集于此，他们悄无声息地忙碌着，要么全国漫山遍野地跑，收集种子和小苗苗，要么一头扎在植物园潜心研究。

已经种在辰山植物园的那些小不点儿，有着比人的户口簿详尽得多的数据记录，“采集记录表”上写得清清楚楚：何年何月何日何时采集？采自什么省什么县什么乡什么村什么组？采自哪一座山？是悬崖峭壁还是一般的陡坡还是缓坡？是向阳的坡还是背阳的坡……定位非常精准，林林总总的多个空格填得满满登登。植物学家为每一株小苗苗建立条形码，手机一扫，信息便一览无余。

我试着和那里的植物专家聊公园曲径、聊馆所设计、聊证券指数，他们不很健谈，附和我几句而已。一旦说到刚刚收集到的某种植物的种子和小苗，他们即刻亢奋起来，拿出在权威植物学期刊上发表的报道和相关的论文，开始解释……

这些大概就是他们的全部爱好吧？

第一章“总是需要先锋者牺牲个体的优势以换取整个群体乃至物种的发展”

年的8月底，我偶然在网上看到复旦大学植物学家钟扬的一场精彩讲演，题目叫《种子方舟》。我窃喜，一直想好好采访一位植物学大家的愿望终于可以实现了。据说钟教授年轻时也喜欢文学，在报刊上发表过很不错的散文和诗歌。他读大学时觉得一个月的15元助学金实在不够用，于是就写首诗拿出去发表，得到10元稿费之后，他很得意地告诉同学：做人要直，但是写诗要“曲”，天上管写作的叫“文曲星”，不叫“文直星”嘛！

文学和植物学的牵扯是不是又有了例证？我是不是可以找到那根无形的丝线了？那个年代，要发表一首诗绝非易事，要得到稿费也不是说得就能得的，他有文才，那么他为什么不从事文学创作而到植物学的领域来了呢？

我加速采写那篇关于南海工程的稿件，准备掉过头来立刻聚焦未曾谋面的钟扬教授。

可是，可是9月25日传来了一则噩耗：钟扬走了，在赶往银川机场的途中发生严重车祸。这离他的那场精彩讲演只不过一个多月，他只不过53岁，他肩上的那只两个人都拎不动的双肩包永远地放下了！

我叹息不已，为自己叹息，更为钟扬叹息……

钟扬老师啊，9月9日，您不是刚刚为两个儿子云杉和云实过完生日吃完蛋糕吹完蜡烛吗？上个礼拜您不是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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